在传统财税治理体制下，长期催生了规模不小的财税特权享有者，也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
2014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房地产税的可能性不大，而庞大的保障性住房计划对于私人住房市场的影响仍然很小。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信贷正常化进程的一部分，因为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债券收益率或有可能一直低于均衡水平。
鉴于上述因素、人民币升值及新兴市场增长前景不够强劲，我们预计虽然2014年中国出口将有所改善，但幅度较低。行政改革和鼓励民间投资等改革措施可以迅速成为新的增长点。市场可能会对报告一笔带过感到失望，但我们相信，这恰恰反映了这一领域基本不存在异议。我们预计2014年以上三大部分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放缓。由于官方估算的消费数字过低，因此仅依靠消费代替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期望不太现实。
最近几周，我们看到多个政府部门已出台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很大程度上是证明这些政府部门及早践行他们的承诺。金融：我们预计短期内将引入以下措施：(1)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 中央与地方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核心话题，也长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原动力。
《同舟共进》：但是目前地方施政者似乎有这样的倾向：改革不积极，维持稳定才是自己帽子的保证。但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三十余年前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中央全会上石破天惊地强调，如果广东是一个国家……很快可以发展起来，最终争取了特区的建立。另一个就是局部地区试点的经验可到全国推广，这需要看领导人的规划和决心，要让老地方接轨新的地方，千万不要变成新地方向老地方学习，这样就失去改革的实际意义了。
体制改革困难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而是全球性现象。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实只要下定决心，盯住一样改革进行突破，打开一个突破口，就可以了。这些经济体都是外向型经济体。另一个三中全会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同时，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有一个总结交代。
大家对这次的三中全会期望这么高，就是因为有强烈期待的心理。 不通过改革的发展，就是不好的发展 《同舟共进》：您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郑永年：中国经常讲三中全会，实际上只有两个三中全会比较重要，而这两次三中全会前都有激烈的争论。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积极等待第二波自由贸易区，我个人觉得有条件的都应该积极争取。第三，不愿意甚至禁止本国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呢，因为特区已完全成为一个地方项目了。改革，大家已经讲了很多年，没有人怀疑改革的重要性，但需要一个行动纲领。
所以怎么让上海这样一个地方的改革被其他地方接受，自贸区提出建立一套可复制的制度，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同舟共进》：不少人认为本届政府比往届的压力大得多，您觉得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郑永年：这届政府的压力要比上一届大。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相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其优势显现出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通过制造业进入国际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克服内部的既得利益，推进内部的改革。自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一思路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沿海14个对外开放城市，做得好的不多。归结到一点，就是改革能否跟上社会变化，你不改革就可能被改革。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早就论证了这个道理。温州不是搞了金融改革吗？也没看到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变化。
也就是说，主动开放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强国。因此，从国际层面看中国上海自贸区等新特区的建设更有意义。
我觉得改革不能处处依赖中央。另外，要看到地方的改革积极性是很高的，它们更直接地面对社会变化的冲击，你让富裕地方去改革就行了。
《同舟共进》：在社会压力和矛盾这么大的时候，政府如何积极应对，妥善处理这些挑战？ 郑永年：目前各种矛盾一直在积累，解决的思路是依靠改革-发展-稳定这一模式。这些过程，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才能避免被排除在外。把上海自贸区置于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的发展模式中，就比较容易理解其背后的政治理性。福建平潭、浙江舟山也在申请。
如今，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已非三十年前可比，随着新一届政府的上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在新政府众多的施政举措中，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对上海自贸区抱有太多的期望。
为什么不在这些地方建立自由贸易区，这就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关了。另一方面也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美国正在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也有自己的构想，谁有发言权，谁就有经济主导力。
如果不能提高到这样一种层次，想从地方突破，然后带动全局变化，是很难很难的。对中国而言，要搞一个TPP恐怕是没有这个力量的，不过在自己的国家搞一个，还是可以的。
那么改革改什么呢？体制改革也好，体制创新也好，社会不稳定、社会暴力事件增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一个需要体制更新的时代，如果创新动力不足，就很麻烦。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发达国家的体制改革也面临既得利益的阻碍。郑永年：不能说地方做改革就会被清算，事实上地方如果有改革，还是会被承认的，至少积极的东西都会被留下来。
体制改革困难是全球性现象 《同舟共进》：如何从开放和改革的关系看待特区、自贸区的意义？ 郑永年：改革永远是用新利益改革旧利益的过程，新旧利益之间要有博弈。中国要通过建设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来增加国际竞争能力。
特区的新不能湮没在旧中 《同舟共进》：这一次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简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建立特区的时候，主导者是习仲勋、任仲夷这些非常强有力的人物，他们也都是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但目前弄着弄着就容易变成地方领导人主持的地方GDP项目。
其实审批改革很多地方早就开始做了，特别是广东，汪洋主政的时候就开始了审批改革，做了努力，到现在佛山、顺德还在做。原因还在于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比原来的大得多，所以只能建立很多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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